翻开本书映入眼帘的这句话足以给人以最为强烈的震撼。这句话至少表达了这么两层意思：一是我们常说的十年树木兴许可以，但不足以“树林”，更何况是沙漠；二是人生没有几个二十年，种树同样时不我待。

《种树，改变了谁？》讲述的是一名日本青年因自发前往中国种树，至而引发“蝶变”，带动他人共同前往中国内蒙植树的故事。

15年前，日本青年大龙隆司来到内蒙古科尔沁，开始了他以植树方式向沙漠挑战的生涯。多年来，已被中国朋友“汉化”为大龙的大龙隆司，不仅同日本志愿组织的其他同事一起建立了绿化网络，每年还吸引富士日本公司包括其他许多人士自费前往内蒙古植树。在中国长年治沙过程中，他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，不难看出，他已把植树治沙活动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家庭，并从长年种树活动中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获得感。

大龙并不是种树志愿组织的创始人，他只不过是呆在科尔沁植树治沙时间较长的一位日本人。大龙也不是本书的唯一主角，还有很多人像他这样飞过海峡，来到以前从未见过的这块荒芜之地，也是中国北方沙暴的重要源头。大龙充其量只是他们中的一位普通代表。

众所周知，世界上的沙化之地，没有哪里的治沙行动是轻松的。在内地看起来还算简单的种树活动，在沙漠则处处是困难：除了沉重的体力付出外，还得面临难以下咽的沙土饭，甚至上厕所也会成为最大的问题。而且治沙行动的大部分费用还必须由个人承担。费用包括来去交通、食宿、树苗等一切开支。按照目前汇率，每人至少承担超过4000元人民币的费用，其他费用则由富士日本公司工会承担。尽管如此，绝大部分志愿者非但毫无怨言，而且对科尔沁当地群众缺乏抗沙治沙意识给予了充分理解——毕竟摆在他们面前第一位的是生存。

种树治沙，没有亲身经历就不知其艰难。如同本书反复提及的那样，那些从未到过沙漠的人们一开始脑海除了装满新奇，对于在沙漠中植树往往缺少困难思想准备。然而，当他们来到流沙之地时才发现，每朝沙波上走一步都异常困难。事实上，体力付出只是整个植树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，科学知识对活动的考验往往更大。要想这一活动能够收到实效，活动组织者必须充分考虑所植树木的成活率，特别是后期维护，还有当地苗木政策等诸多因素，而且必须努力兼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。

对于这个组织十多年的植树活动，我们只要将思绪带到遥远的沙漠，直面干旱、沙尘、贫瘠……就不难以懂得其价值与意义。如果我们进一步对照中日志愿理念还不难看出差别：日本人习惯将志愿行动融为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们才会一“干”15年，才会从中体验到成功与幸福。而我们仍习惯视为额外“付出”或者“帮助”这样的“体外”劳动，缺乏精神层面的获得思维。也就是说，志愿行为是否融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其结果自然迥异，前者必定尽心尽力且会从中收获快乐，后者往往只是咬紧牙关在“苦熬”中度过，纵使精神可嘉，但无法品尝到志愿行为的甘甜。

与许多志愿行为和植树活动还有很大不同的是，沙漠植树并不是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，植树者在这方面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。许多植树成活率不到20%，意味着树种下去是一回事，后期维护往往需要长年累月的付出，更何况还必须兼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。简单点说，只有将志愿行为与大自然规律还有当地群众思维认真进行有机结合，才可能释放出更大力量，才可能减少人为和动物的破坏，才可能最大限度提高树苗的成活率。

我国是荒漠化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。不难想象，这些荒漠化土地每年都会制造大量沙尘暴，同时还会侵蚀更多绿地。植树造林，抵抗荒漠化任重而道远。

每年植树节，全国各地都要组织大规模的植树活动。像大龙这样真正深入到沙漠一线开展植树活动、且一干数十年的国人确实有，比如数度引起舆论关注、位于毛乌素沙漠深处的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的殷玉珍。自1986年起，殷玉珍和丈夫开始种树治沙、绿化家园，20多年来绿化荒漠6万多亩。殷玉珍和丈夫的治沙精神令人敬佩，但同时我们又看到，像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沙漠植树的个人凤毛麟角，一方面因为困难确实太多，另一方面则是国人对种树缺乏幸福认知和获得感。

在此背景下，我们再对照大龙他们十来年的植树活动，也许会慢慢悟出这么一种别样的体会来：表面上看，种树确实是为了治沙，是为了减缓当地植被沙化现象，是为了通过植树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，是为了借助此举使我们的天空不再沙尘肆虐……从心灵深处看，则是个人灵魂的救赎。大龙他们把种树当成幸福的一大源泉，所以他们不惜千里迢迢，甘愿来到条件异常艰苦的沙漠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：当你改变世界，世界也会改变你；当你种下去一片绿，收获的很可能是心灵深处的一片无垠绿洲。